最高检谈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：从严惩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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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机关如何准确把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入罪标准？如何准确把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与其他关联犯罪的界限？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，如何落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“在办案中监督、在监督中办案”的检察理念？这些问题在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《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有关法律政策问题的解答》（下称《解答》）中均能找到“标准答案”。

针对执法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法律适用、证据收集、认定鉴定等重点难点问题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农业农村部于2020年12月17日联合印发《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的意见》（下称《意见》）。2021年3月1日，《长江保护法》作为长江流域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正式施行。为确保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和准确适用刑法、长江保护法以及《意见》等规定，最高检专门研究制定了《解答》。

《解答》明确指出，根据《意见》，“长江流域重点水域”禁捕范围包括五类区域：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、长江干流和重要支流、长江口禁捕管理区、大型通江湖泊、其他重点水域，同时“对于涉案的禁捕区域，检察机关可以根据《意见》规定，结合案件具体情况，商请农业农村（渔政）部门出具认定意见”。

《意见》明确了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，如何准确把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入罪标准的问题。《解答》强调，检察机关要依照刑法和《意见》相关规定，根据案件具体情况，从行为人犯罪动机、主观故意、所使用的方法、工具、涉案水生生物的珍贵、濒危程度、案发后修复生态环境情况等方面，综合判断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。既要用足用好法律规定，总体体现依法从严惩治的政策导向，又要准确把握司法办案尺度，切实避免“一刀切”简单司法、机械办案。

《解答》要求，检察机关办理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，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，准确判断行为人的责任轻重和刑事追究的必要性，综合运用刑事、行政、经济手段惩治违法犯罪，做到惩处少数、教育挽救大多数，实现罪责刑相适应。对于不同性质案件的处理，一方面要从严惩处有组织的、经常性的或者形成产业链的危害水生生物资源犯罪；另一方面，对个人偶尔实施的不具有生产性、经营性的非法捕捞行为要慎用刑罚，危害严重构成犯罪的，在处罚时应与前一类犯罪案件有所区别。

《解答》特别强调，各级检察机关要加强“行刑衔接”，健全与行政执法机关、公安机关执法司法信息共享、案情通报、案件移送制度，推动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对接、双向衔接；加强立案监督，注重监督实效，切实防止和纠正有案不立和违法立案的情况；加强引导取证和侦查监督，在“捕、运、销”形成链条的共同犯罪案件中，注意引导侦查机关全面收集各环节实施犯罪的证据，查明犯罪团伙各成员的地位、作用，准确判断共同犯罪故意；加强审判监督，进一步明确认罪认罚从宽的具体标准，统一司法尺度，减少量刑分歧。重点加强对涉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案件诉判不一、量刑畸轻畸重、判处缓免刑不当的监督。对符合法定抗诉情形的，要依法进行抗诉；加强执行监督，完善执行监督机制，确保刑罚（包括财产刑）以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执行到位。

《解答》进一步指出，检察机关要坚持“专业化法律监督＋恢复性司法实践＋社会化综合治理”的生态检察模式，实现惩治犯罪和修复生态相统一。充分发挥“河（湖）长＋检察长”制度作用，建立健全涉渔案件、事件应急处置快速反应体系，提高协同协作质量效率。

《解答》指出，对于实施危害水生生物资源的行为，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，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。实践中，优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，必要时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，加强民事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衔接。要发挥检察建议在服务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，推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方面的积极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