鸟多了，鱼少了！谁来赔偿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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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2017年11月，江西九江，一群候鸟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内越冬。 （视觉中国/图）

   （本文首发于2019年5月16日《南方周末》）

“以前有外地人在附近的河里炸鱼，拦网捕鸟，候鸟不敢来。”2018年后，大丰当地政府严禁炸鱼拦网，候鸟多了，侵袭纪昌良家鱼塘的次数也骤增。

按野生动物保护法，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，而现实中，补偿主体往往是地方财政。

水鸟吃鱼，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却让江苏盐城市大丰区的养鱼户纪昌良心力交瘁。2018年，他向银行贷款1000万买了鱼苗，年底却发现，养成的鱼还不及放下去的鱼苗多。他觉得，鱼儿都“喂”给了远道而来的候鸟。

乍看起来，纪昌良只能自认倒霉。但翻开野生动物保护法，第14条规定：“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，造成农作物或其他损失的，由当地政府给予赔偿。”

除了野生动物保护法，《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》第十七条亦规定，因保护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，调查属实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补偿。

根据这一规定，通过料肉比估算——用所花费的饲料推算损失的鱼的价值，纪昌良向盐城市大丰区主管部门寻求2143万元的补偿。

不过，踏上索赔之路的纪昌良却发现自己成为又一个西西弗斯：从大丰区找到盐城市，再找到北京，最终又回到大丰处理，心心念念的补偿，依然遥遥无期。

这样的故事不只在大丰上演。在山西和顺县马坊乡，环保组织猫科动物保护联盟（以下简称“猫盟”）正在自筹资金，以补偿被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华北豹吃掉耕牛的村民。猫盟创始人宋大昭对中国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度现状的评判是，“很少有地区在真正实践”。

鸟多了，鱼少了

盐城大丰被称为“麋鹿故乡、湿地之都”。全国唯一的麋鹿保护区坐落于此，每年10月起，沿海滩涂湿地还吸引丹顶鹤等大批候鸟前来越冬。

大丰人纪昌良今年64岁，从事养鱼已有30年。他从2010年起承包了大丰苇鱼养殖场的5个鱼塘，距离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-5公里。

候鸟原本与养殖场相安无事。2018年后，忽然多起来的候鸟成为纪昌良眼中的“大敌”。

“以前有外地人在附近的河里炸鱼，拦网捕鸟，候鸟不敢来。”纪昌良说，2018年后，大丰当地政府严禁炸鱼拦网，鸟多了，侵袭他家鱼塘的次数也骤增。

“2018年10月开始，每天清晨五六点，天蒙蒙亮，成批的海鸥、白鹭、鸬鹚（俗称鱼鹰）飞到我的鱼塘吃鱼。”他心急如焚，试过报警、打市长热线、点鞭炮驱赶，甚至想到了投毒饵。但大丰林业局的人告诉他，“伤害国家保护动物，会坐牢的。”

2019年2月，盐城电视台曾拍下候鸟光顾纪家鱼塘的镜头：一批鸟盘旋在鱼塘上空，有的在鱼塘里游憩。

根据纪昌良提供的视频，南方周末记者咨询的两位野保人士判断，正在吃鱼的可能是须浮鸥，位列IUCN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）红色名录，也是中国的“三有动物”（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），受法律保护。鸬鹚、白鹭也是“三有”动物，白鹭属中的黄嘴白鹭、岩鹭还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。

候鸟来得最多的时候是12月，“1100多米长、700多米宽的鱼塘，密密麻麻全是鸟。”纪昌良很无奈。

纪昌良说，往年有六七十万斤的收成，债务不仅能全部偿还，还能赚三百多万元。结果2018年底，他总共只打捞出三万多斤鱼，两千多万元银行及民间借贷的外债无法偿还。他只能把银行来催债的人员带到“案发现场”，让他们体谅自己的苦衷。

有一定法律意识的纪昌良找到大丰区公证处“保全证据公证”。他提供的公证书里有大批海鸥在鱼塘捕食的照片，其后写着“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”。

纪昌良找到大丰区公证处“保全证据公证”。他提供的公证书里有大批海鸥在鱼塘捕食的照片，其后写着“与现场实际情况相符”。 （纪昌良供图/图）

林业局：调查仍在进行中

经过几次反映情况，2019年1月11日，大丰林业局前来调查。据纪昌良称，调查人员现场看到了候鸟侵袭。随后，由大丰（滩涂）海洋与渔业局牵头，检测了纪昌良鱼塘的水质。

据盐城电视台报道，大丰林业局给出的解释是，如果调查后能排除养鱼的水质、鱼类发病等因素，确定鱼苗大量减少确实只因为候鸟捕食，才能参照法规，“再来谈后面补偿的事”。

据盐城电视台相关人士介绍，在大丰，因野生动物损害自身利益而找政府要补偿，“几乎没听说过”。纪昌良养殖场附近的一名养鱼户也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2014年以来没遇到过大规模候鸟吃鱼的情况。

纪昌良的解释是，为了降低成本，他2018年采购的是草鱼鱼苗，而周边养鱼户则直接养殖成鱼。“成鱼有十几斤重，鸟不会去吃。我的鱼苗当时才长到每尾3两，所以成了候鸟的目标。”这倒与一位观鸟爱好者的理解一致，“须浮鸥捞不了很大的鱼，除非都是刚放进去的小鱼苗。”

受大丰政府委托，水质检测由江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动植物与食品检测中心负责。水质报告显示了331种农药检测结果，其中氰戊菊酯含量为0.25毫克/千克，超出了《河豚鱼、鳗鱼和对虾中485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（GB/T 23207-2008）》规定的0.05毫克/千克。不过，农药超标是否就是纪昌良鱼苗歉收的罪魁祸首，纪昌良并没有得到解释。

2019年5月10日，大丰林业局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调查仍在进行中。

野生动物损害补偿一直存在取证难的问题。“比如农民说野猪拱了我两亩地，想要赔偿，你咋去验证不是一亩半？”宋大昭认为，有的苦主会夸大损失，争取更多补偿。

取证的执行费时费力。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程师杨纬和认为，野生动物损害往往有高发季，如东北的野猪拱地、大雁吃稻谷，往往发生在秋收时节。“一天可能发生好几十起，范围也很大。吉林省以前规定，金额超过一万元的补偿要由省里的专家去做鉴定，专家一个一个去跑不现实，现在改成了超过五万元。”

中央和地方，谁来赔偿

“在补偿制度出台前，老百姓碰到野生动物损害的情况，都是自己‘解决’问题。”杨纬和说。

宋大昭记得，仅2017年，他们就收到54起豹子咬死牛的案例。如果没有补偿，故事有时会以悲剧收场：村民会在没被吃完的牛残骸上撒上毒药，回头再吃的豹子就被毒死。

其实，早在1988年第一版野生动物保护法就已经有了野生动物损害补偿的条文。1990年代末，国家就在西藏、云南、吉林、陕西四省开展“野生动物肇事补偿”试点工作。不过近20年过去，该制度仍停留在试点阶段。

巨额补偿金是地方政府沉重的负担。杨纬和注意到，自2009年开展野生动物肇事补偿以来，吉林省对野生动物造成的牲畜死亡给予市场价100%的补偿，农作物损毁给予60%的补偿，吉林省和珲春（县级市）财政各承担一半的补偿费用。但随着保护形势转好，野生动物损害的案例越来越多。“从2009年开始，补偿支出每年都在涨，单2016年，珲春市就为老虎吃牛补偿116万元。加上野猪、大雁取食农作物等其他情况，总共补偿达到365万元，这还不包括为了执行补偿工作发生的交通、人力等成本。”

2018年，当地就曾因为资金来源不稳定造成补偿款发放推迟的情况，因此还造成了社区居民对补偿制度的质疑，以及对野生动物的敌视。

能否提前做好预算？“野生动物造成损害有很大的不确定性，一般都是发生案例上报，再下发资金，很难有计划地去做预算。”杨纬和说。宋大昭认为，预算应建立在调研的基础上，国内对野生动物造成损害情况的调研还非常缺乏。

关键还是补偿主体的规定不明。杨纬和表示，按野生动物保护法，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，而现实中，补偿主体往往是地方财政。

杨纬和观察到，在1990年代末试点工作开始之初，中央曾以专项经费的形式给试点地区提供一部分补偿经费，但是后来，主要都是地方政府在提供补偿经费了。

设立基金，联合保险

杨纬和称，目前国内只有零星的地方在落实野生动物损害补偿，多为亚洲象、东北虎等明星物种的栖息地，或是青藏高原这样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。除地方政府外，民间组织是设计补偿损害机制的另一大主力。

在三江源内的昂赛乡年都村，2015年户均损失4头牦牛，最多的一户达到27头。在这里，环保组织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”并未简单地出资补偿，而是由牧民、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出资组成“人兽冲突基金”。经过村民大会讨论，牧民给自家的每头牛投保3元，全村共投保25652元。

基金还确定了一条补偿规则：“如果发现牦牛被野生动物捕食是因为户主管理不到位，那么基金不予补偿。”由此强调了野生动物肇事是原住民和野生动物共同的责任。

即使有成功探索，资金仍是束缚。“猫盟”在山西保护华北豹的补偿资金，主要源自阿拉善SEE基金会的支持，数目有限。为了项目可持续运作，他们想尝试与保险公司合作，“猫盟”与村民各出一份保险金，为村民上野生动物损害险。

但保险公司觉得“不合算，没利润”，不愿承担这项业务；村民则觉得牛被豹子吃掉属于低概率事件，不愿投保。

“政府、社会公益资金介入，联合保险公司进行赔偿。”宋大昭依然在努力破局，“引入专业机构培训和评估，优化农牧业的生产方式，多方并举才能在生态保护和农牧民权益之间逐渐形成平衡。”

杨纬和强调，肇事补偿是冲突发生后的补救手段。“我们应该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前端，用于防范冲突的发生。”

纪昌良好像等不起破局了，“这次损失这么大，以后不会再养鱼了。”